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2年12月9日，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任之讲堂”2022年秋季学期第3讲（总第33期）由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毕明安（Michael Beaney）教授和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博士生梁小岚做了题为“章士钊与‘逻辑’的汉译”的线上学术报告，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江怡教授主持。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毕明安（Michael Beaney）教授和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博士生梁小岚联合做讲座

讲座聚焦于章士钊的著名文章《论翻译名义》以及这篇文章对确立当今“逻辑”的汉译标准所起的重要作用。讲座首先简述了章士钊的求学经历，重点描述文章写作的时代与哲学背景。

1910年，章士钊（1881-1973）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文章《论翻译名义》。他在文章中采用音译方式，将“logic”的翻译为“逻辑”或“逻辑学”，反驳了通过语义定义将其翻译为“名学”、辩学”和“论理学”的做法。章士钊认为，这三种翻译均不符合“logic”这个词在欧洲的传统用法。而音译过来的名词则在语义学上是中性的，并没有预先假定一个特定的定义。

毕明安对西方逻辑学的历史进行了较为详细梳理，对章士钊选择音译而拒斥意译背后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挖掘。毕明安认为，“logic”一词来源于希腊语“logos”；“logic”并没有本质的意义，但就其最一般的意义而言，它与思想之间的转换有关。在西方，从亚里士多德与斯多噶学派到密尔，再到弗雷格、罗素与维特根斯坦，随着逻辑的发展，“logic”这个术语也有了越来越广泛的含义。毕明安认为，翻译的对象定义始终在变动，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章士钊选择采用音译的方式翻译“logic”。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毕明安（Michael Beaney）教授

毕明安接着考察了中国学者对“logic”一词的翻译。毕明安认为，严复（1854-1921）是中国逻辑学发展的先驱，他是将外国逻辑学著作翻译到国内的第一人，并且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逻辑学会——名学会。严复强调翻译的三原则：信、达、雅。然而，由于严复在翻译过程中倾向于通过意译进行翻译，经常在把国外学术名词引进中国时追求与中国现有概念联系起来，过于追求语言载体的文学性（即“雅”）而降低翻译作品的传播性（即“达”）。基于此，毕明安认为，严复的翻译在信与达上有所欠缺。在这种背景下，严复有时为了避免使用英语单词而将“logic”音译为“逻辑”，但是他仅是使用“逻辑”一词指代英文原词，实际采用的翻译仍旧是“名学”这种意译方式。

毕明安考察了章士钊赴英留学的阿伯丁大学的逻辑学与修辞学传统，认为这些传统是中国从1890年至1930年间逻辑学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毕明安认为，一方面，严复的音译法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章士钊，另一方面，章士钊受到阿伯丁大学逻辑学与修辞学传统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他的逻辑学老师戴维森关于定义方面论述的直接影响。章士钊认为，如果将新术语引入旧的理解中时，会对新术语的原初意义造成某种程度的扭曲误导，而引入通过音译法引入新术语，既捕捉到了新术语最初具有的广泛意义，又避免了对新术语迂回冗长的解释。毕明安认为，这是章士钊通过音译法将“logic”翻译为“逻辑”的时代与哲学背景。

梁小岚指出，在19世纪，中国学者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即如何恰当地将西方哲学术语引入中国。章士钊的《论翻译名义》探讨了意译和音译的利弊，反对将“logic”意译为“名学”、“辩学”或“论理学”，而提倡音译为“逻辑”或“逻辑学”。梁小岚认为，意译是对西方学术名词意义的翻译方法，侧重理解名词原意后，在本国文字范围内选取合适的文字加以概括；音译则是按照西方文字的发音，在选取本国文字的基础上创造新词的方式。章士钊讨论了“意译音译之得失”，为此提出了“六问”并给出了相应的论证。

当然，与章士钊同时代学者也采用音译的方法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例如，张礼轩（1912）就对提倡音素借用的翻译主张提出了异议，此举促使了章士钊软化了原来强硬的译学立场。章士钊重新表述了自己的译学见解：音译有其优势，但不适宜遇到的每一个术语，音译或意译的选择需要视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胡以鲁（1914）则批评道，音素借用的翻译方式根本不是翻译，只是对发音的模仿。章士钊（1914）对此回应道，语义翻译实际上也是借词，音素借用的翻译方式的正当性主要在于防止读者望文生义。章士钊声称，至少在某些情况下音译比意译更好，而‘逻辑就属于应当采用音译的情况’。

梁小岚

梁小岚还进一步对章士钊在汉字中选择“逻辑”这两个字符来对应“logic”的发音的原因进行了考察。她指出，汉语中有大量的同音异义字，数千个汉字的发音不到500个音节。在音译的过程中选择合适的字符需要有良好的判断力，精心挑选字形对于音译工作的成功至关重要。梁小岚从概念与图形的角度，分析了“逻”和“辑”这两个字符。“逻”在汉语中的原意是“带着网去捕鸟”，后面引申为“巡逻”、“检查”与“观看”之意。“辑”在汉语中的原意是“车”，后面引申为“收集”、“编辑”、“编译”与“修理”之意。选用“逻辑”这两个字符，可以给人们以联想——审视推理，检查论点，观察谬误，总结逻辑形式，收集例子，编辑形式、修复推论，等等。梁小岚指出，选用“逻辑”这两个字符暗示了逻辑所具有的意义范围，对中国读者来说更合适、更有助于记忆。

最后，梁小岚指出，章士钊对于意译危险性的判断是有前瞻性的，将“logic”翻译为“逻辑”后来也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

在点评环节，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谷成城博士首先感谢毕明安与梁小岚带来的精彩讲座，并梳理了不同时期的中国学者对翻译问题理解的变化。谷成城认为，语义翻译在当时是非常有必要的，不建议对语义翻译过度批判。中国学者在引进“logic”时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当时使用语义翻译有利于让中国人更容易接受外来的新知识。她提出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学界将“metaphysics”用意译的方式翻译为“形而上学”，而将“logic”用音译的方式翻译为“逻辑”？而在翻译过程中，传递作者的原意与使读者更容易接受翻译，这两点究竟孰轻孰重呢？

谷成城

毕明安认为，翻译时确实应该考虑时代的背景。章士钊后来软化了原来强硬的译学立场，认为音译有其优势，但不适宜遇到的每一个术语，音译或义译的选择需要视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毕明安也认为，翻译工作中使读者更容易接受翻译是非常重要的，但正如章士钊所提到的，翻译的结果应当在语义学上是中性的，传递作者的原意也非常重要。因而，这二者孰轻孰重，应当视具体情况而定。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江怡教授主持

在总结环节，江怡指出，翻译过程也是一种哲学中的创造，我们可以结合“英译汉”与“汉译英”这两种翻译形式去理解哲学上的意义创造问题。最后，江怡、毕明安、梁小岚与谷成城就“哲学术语‘being’在中国的三种翻译——存在、有、是”、“一些哲学术语选择意译而非音译方式被引进到中国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本场讲座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来自全国各高校的二百余名师生参加了讲座。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董化文/供稿）

讲座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