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理论探索》2015年第5期

 

乔瑞金  李隽

 

〔摘要〕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从总体性出发解释马克思思想的路径，结合英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基于生活世界拓展了传统理论语境中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揭示了文化的物质属性，形成了一种文化整体观，即将文化视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并将文化生产或文化实践看成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它没有就此止步，而是以恢复或者说重塑被传统文化批判理论遮盖甚至否定了的主体能动性为理论诉求，持续关注和分析日常生活中文化形态的发展以及由此呈现出来的多样性，努力揭示当代社会文化实践的复杂机制，在文化研究方面形成了“文化主义”范式、“结构主义”范式和“葛兰西转向”，每一种理论研究范式都致力于创造出新的主体位置以及有能力反抗自身被支配地位的社会政治主体。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卓有成效的文化研究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一种文化政治学的努力中获得了时代新意。

 

〔关键词〕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总体性，生活世界，文化实践

 

〔中图分类号〕B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5-0029-06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深受卢卡奇、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正是在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互动中，他们突破了传统的、单一的解释方式，从反对经济决定论出发，立足于社会现实和社会历史进程的总体性，坚持认为文化必须放在总体的社会关系和系统内把握其内涵与意义。与法兰克福学派把当代文化看成低级民众的文化工业，完全否认人民的主体能动性不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将文化视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一种社会物质实践，力图在文化实践领域重塑当代社会的革命主体。

 

一、始于总体性的文化批判

 

对20世纪20年代中西欧革命失败原因的反思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理论探索的直接起点。他们的探讨克服了以前苏联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机械决定论的错误，揭示了社会现实和社会历史进程的总体性，凸显马克思思想的主体性维度，强调当代无产阶级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其中尤以卢卡奇和葛兰西的思想为代表，对后世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批判影响最大。

 

卢卡奇基于对第二国际所倡导的“经济决定论”和资本主义的物化现实所做的批判，试图恢复总体性在马克思著作中方法论的核心地位，并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角度对总体性进行了规定。但是，“在卢卡奇那里，真正意义上的总体性与人的主体性有着本质的关联，它首先是人的存在的总体性”〔1〕31。而人存在的总体性是通过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体现出来的。卢卡奇把辩证法限定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做法凸显了他对人的主体性，特别是无产阶级主体性的极大关注。他认为，无产阶级能否实现其能动性和创造性关键在于其革命意识的恢复或重新生成，而后者有赖于无产阶级的“内在转变”和“自我教育”，具体讲就是要无产阶级突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摆脱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以及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当然，这并非易事，卢卡奇指出：“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是一个长期的和困难的过程，只有经过这个过程，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成熟的革命阶级，因为无产阶级受着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影响，所以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文化越是高度发展，那么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过程就越是一个艰巨的过程。”〔2〕267

 

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葛兰西则通过对东西方社会结构差异的比较，揭示了市民社会的存在对于统治和革命的重要性，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葛兰西不仅指出“‘领导权’强调了那种‘整体的社会过程’同权力和影响的分配状况密切相关”〔3〕116，而且进一步明确指出“领导权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就是一种‘文化’”〔3〕118。这一理论“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看待文化活动（既作为文化传统又作为文化实践）的方式”〔3〕119。当代社会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就在于获得文化领导权。

 

卢卡奇和葛兰西观点的形成是对同样的文化和政治情势的反映，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把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转移到了文化领域。几十年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借助于卢卡奇的“总体性”方法，批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开始以一种“整体的、过程的”视角来审视本国资本主义的现实，将现实看作一个由各要素在相互联系中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另一方面，受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启发，他们也首先把关注点聚焦于文化，用文化来指称上面提到的“整体的社会过程”；同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还启发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的理解，认为革命不仅强调政治经济权力的转移，而且强调推翻的是一种完整的阶级统治形式，这种形式不仅仅存在于政治、经济的制度和关系中，而且也存在于生动活泼的经验和意识形式中。只有创造出另一种崭新的、优势的实践与意识，革命才能成功。由此，他们试图重新定义社会斗争，阐明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相适应的新的抵抗形式。在这一目的指引下，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把研究的视野转向了文化，因为“它一方面指示了这种政治被重新思考的领域，另一方面认识到这个领域是政治斗争的场所”〔4〕5，并建构起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批判理论。

 

当然，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提出也有其独特的现实背景。众所周知，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直接源于英国社会主义和传统左派危机的出现，这些危机既破坏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的设想，也质疑了传统左派对政治和经济范畴的绝对依赖。于是他们不得不重新反思英国社会主义的复兴问题。这种反思除了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外，也尝试直接借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来重新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他们关注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具体历史思想的《通信选集》，认为这一文本包含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反思。恩格斯警告说，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对研究的指导”，而不是被严格运用的准则，社会经济结构是对历史结局的根本的、但不是唯一的影响。此外，晚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根据新的事实，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致力于在所有的复杂性中研究文化斗争的政治形式，关注历史特殊性。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激发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批判思想。

 

二、基于生活世界的新的文化阐释

 

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将文化视为现实社会关系的消极反映以及保守主义者将文化看成被思考和被写作的最好的东西相反，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拓展了文化的内涵，他们在人类学意义上理解文化，将其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经验联系起来。

 

英国的精英主义文化传统强调文化的精英性和超验性，并强调文化作为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言论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否定逐渐兴起的大众文化，以保守的方式来反抗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继承了英国精英主义文化传统对文化社会功能的强调，专注于各种意义的文化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坚信从文化出发来改造社会是可能的；另一方面，现实的变化促使他们开始反对本国传统的精英主义文化，希望把大众文化特别是工人阶级文化引入到文化的内涵中来。于是，他们走出文献，转向对日常生活的关注。这种目光向下的方式与对文化的经典定义和再定义联系在一起，在此期间，新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霍加特、汤普森、威廉斯、伊格尔顿等学者的工作尤为重要。

 

霍加特作为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对文化差异非常敏感，而且能够很好地观察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连续性和变化。他运用文学批判方法理解文化经验的意义，阅读活生生的经验，根据自己的体验与观察，他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即文化是人们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和把握，是大多数人的事情。他对工人阶级自己创造文化的能力充满信心，并坚信他们能够在自身的文化受到大众娱乐新形式的严重威胁时，抵制大众文化的控制。这种研究路径对文化以及大众文化的分析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同时，他的研究也是跨学科的，淡化了社会学、文学批判主义和政治学之间的区别。

 

汤普森认为霍加特研究工人阶级文化的社会学研究路径缺乏工人阶级历史和阶级斗争更全面的历史背景。他开始挖掘英国的人民抵抗和革命传统，寻求从历史方面恢复普通人的经验，寻求创造自下而上的历史。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汤普森试图把英国的人民抵抗传统和浪漫主义的理论联结起来。他写道：“对于所有人都应该清楚的是，在我们的政治工作中，为道德原则而进行有意识的斗争是我们与人民的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部分。英国人民并不理解也不愿意信任没有道德语言的怪物。……我们仍然必须阅读莎士比亚，就像读马克思一样。”〔5〕所以，汤普森坚持认为，莫里斯对人类道德本性进化的历史性理解是对马克思的经济和历史分析的必要补充。因此，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承认莫里斯思想的重大意义，即生产关系（基础）不仅仅创造道德价值（上层建筑），而且它们自身也有道德维度。经济关系同时也是道德关系，生产关系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压迫或合作的关系，存在道德逻辑，就像存在从这些关系中产生的经济逻辑一样。汤普森还把这种新的文化研究路径与历史学家小组的共产主义传统融合在一起，主张文化研究必须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概念相结合，提出“文化是整体的斗争方式”。这种描述将总体性概念与阶级斗争理论合并在一起，认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道德的历史。对阶级斗争的道德维度的关注使强调意识、经验、观念和文化成为可能。

 

汤普森的政治斗争概念是一个理论突破，它暗示了政治的另一种视角，即道德和文化的视角。他在否定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时，重申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比如，汤普森反对对阶级概念作教条主义理解，他区分了“客观”和“主观”阶级组成部分。“客观”指阶级关系的结构性基础；“主观”描述了阶级意识的成长，它是一个过程，借助于这个过程，被剥削阶级开始主观地或者经验地意识到客观形势并去抵抗这些形势，或者在非常成熟的环境下，推翻这些形势。所以，阶级应该被看作一个历史现象，是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一个发展过程。阶级是由非人性化的工业资本主义进程催生的，是由实际的人在实际的环境中依靠过去丰富的文化和社会资源创造出来的，是历史经验的最后阶段而不是最初阶段。可见，在汤普森看来，阶级是一种经验，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固定的术语或范畴。此外，汤普森也不像霍加特那样严重依赖个人经验，而是靠走出特定经验的细节去理解运动中的总体。比如，他认为，就工人阶级这个群体而言，其内部也存在等级和分化，存在对峙和斗争，但在斗争的语境内，恰恰是为了反抗资本家的压迫、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才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阶级。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进行的历史探讨在思想性和方法论两方面对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具有图腾般的重要意义。

 

威廉斯则更广义地看待文化，强调文化的整体性。他指出：“‘文化’一词的发展记录了我们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领域的这些变革所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6〕5所以，文化不只是精神、知识和艺术的总体，而是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他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表述了文化的社会定义：“文化的社会定义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它不仅表达了艺术和学术上的一定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达了体制和普通行为上的一定价值和意义。”〔7〕57-58这个定义不但扩展了文化的外延，使之包含了更广泛的范围，如电影、电视、流行音乐、广告等，而且强调文化是一种蕴含了特定的意义和价值的特殊生活方式。威廉斯后期还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认真思考和探讨，力求发展他的“文化唯物主义”。此时，威廉斯发展了关于文化的定义，认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是通过整体生活得以展现的表意实践。这一定义的提出标志着威廉斯完成了把文化作为一个表意系统到表意实践的转变，而且文化也被赋予了物质性特征。

 

伊格尔顿则进一步深化并发展了威廉斯的文化观，认为文化在本质上是实践，是生产，是社会各个阶层和阶级在集体实践中不断重新创造和重新定义的整个生活方式。文化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解释文化，而是为了实践地改造和创造文化。文化是具体实在的、与我们的日常感觉紧紧联系的政治现实问题，文化是政治斗争的场所。

 

总之，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尝试理解文化的多维度性质，理解文化与其他社会实践的相互依赖关系。他们关于文化的界定使人们跳出了长期以来对文化的静态观察方式，改变了将文化视为一种自主系的观念，也改变了学界对文化观念思考的精英立场，坚持将文化理解为人民大众的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一种动态的社会物质实践。文化批判就是对整体生活方式中的各种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于是，关注和分析各种文化形态、文化机制以及文化作为权力的运行过程就成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的主要内容。

 

三、内在于日常文化实践的主体重塑

 

文化研究“不仅关注我们习惯上说的‘文化问题’，而且关注政治乃至经济（文化研究视野中的‘经济’问题从来同时是政治问题）。或者说，文化研究本身所说的‘文化’本身就散发着强烈的政治气息，它总是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问题结合在一起，它要么起着维护现存社会关系的作用，要么挑战和质疑这种社会关系”〔8〕3-4。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研究延续了卢卡奇、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启的文化批判之路，但他们的文化批判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认为大众文化已经彻底异化为一种成功的意识形态统治，从而完全否定了大众文化的消费者———底层人民的主体性和反抗潜能。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正是要突破上述解释，他们之所以拓展文化概念，并将其理解为日常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其目的就是为了突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革命的主体依然存在。他们强调，在日常生活中，工人阶级和底层大众并不是消极被动地适应资产阶级的文化与统治，而是能够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创造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虽身处资本主义的文化控制中却仍然具有能动的解码实践可能。有了这样一种理论预设和政治立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如何在复杂的大众文化生产实践中去寻找或者说重塑社会变革的政治主体。

 

理查德·约翰逊曾用“文化主义”一词来描述第一代新左派理论家文化研究方面的一致性。他们都强调文化的阶级基础，探讨文化与阶级权力的关系，特别注重对工人阶级和底层阶级的文化研究，坚持认为大众具有主动地、创造性地建构有意义的共享实践的能力。汤普森关注工人阶级的经验和文化，致力于恢复从属阶级的经验，他认为工人阶级文化中有鲜明的革命传统，只要善加引导，革命就会再次降临；威廉斯则关注当代文化的发展，重构大众文化讨论的前提，为工人阶级文化的合法性辩护，认为大众文化产生于大众，接受于大众，强调大众作为文化主体的能动性。尽管汤普森和威廉斯在文化是“整体的斗争方式”还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这一问题上有争论，但他们都重视阶级或大众与文化的关系，将工人阶级文化看成是对统治性文化的抵抗，研究目的最终都指向社会主义政治。

 

不幸的是，二战后英国社会的残酷现实消除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早期基于人民主体意识的人道社会主义的根基。他们逐渐意识到构建真正的、不受干扰的、来自民众自己的“大众文化”是不现实的。于是，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的文化研究者们纷纷扬弃文化主义的思维范式，转向理论化程度较高的结构主义思维范式。与文化主义强调文化的解放潜能不同，这一范式开始解码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

 

在结构主义者看来，文化是生产和体验意义的领域，通过文化社会现实被建构、被生产、被阐释。或者说，文化不仅仅是经验的表现，更是产生经验的前提，是意识和经验的基础。所以，文化是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问题的办法。如安德森认为，当代英国资本主义已经实现了对文化领域的统治，其文化生产不过是一种文化商品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大众文化与主导意识形态几乎可以等量齐观。这种文化研究范式的主要政治使命就是分析大众文化的形式和实践，揭示其内部主导意识形态的运行机制，从而警示主体在有关的实践中反对类似机制的发生。可见，文化研究的这一转向并不是对人民主体意识的否定和放弃，而是在现实的发展冲击了人民主体意识同质性的情况下，试图重塑人民主体意识的一种努力。

 

面对“撒切尔主义”对人民革命意识的消解这一现实危机，与安德森的反应不同，威廉斯以及伊格尔顿和霍尔等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文化是不断变化的意义网络，虽然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参与其中，与所有其他的社会活动一样，意义的创造是跟象征性权力纠缠在一起的，文化就是权力斗争和冲突的场所。于是他们的分析开始转向并借鉴包括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在内的诸多理论资源，最终为文化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他们致力于揭示文化的建构特质以及深植于其中的各种神话和意识形态，专注于社会关系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专注于社会划分被赋予意义的方式。显然，这种文化研究的取向迥异于文化批评家，因为它不是参照内在或永恒的价值，而是参照社会关系的全景图来说明文化的差异与实践。因此，任何从文化批评的精英传统上对“文化”与“非文化”进行的区分，现在都被按照阶级的话语来对待。这种区分本身以及与之相关的评价和歧视，都被分析为意识形态的表述。如伊格尔顿就认为：“为我们的事实陈述提供信息和基石的隐蔽的价值结构，就是所谓‘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我所说的‘意识形态’，粗略说来，是指我们的说话和信仰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权利结构和权力关系的联结方式。”〔9〕18他们以争取文化霸权为目的，在知识领域进行政治批判，希望借此创造出新的主体位置以及有能力反抗自身被支配地位的主体。可见，文化研究的兴起使得新左派的论题得以持续。

 

后期的威廉斯和以霍尔为代表的亚文化研究者们认识到现实的社会过程是相当复杂的，蕴含了社会整体的各种因素的变化。因此，他们力图将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结合起来，揭示领导权的动态发展过程。他们认为，领导权是一种动态结构，是由统治者和附属阶级以及一些动态联合体共同维持的：一方面，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或阶级虽不拥有主导权，但却仍能在文化内部表达和实现其从属地位的生存和经验；另一方面，主导文化将自身再现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时，也必须面对来自从属阶级文化的挑战，后者在从属于主导文化的同时，还要与主导文化协商和斗争，要改造、抵抗甚至推翻主导文化的领导权，或者表述为文化生产在提供一种支配的工具和力量的同时也为抵制和斗争提供资源。因此，大众文化被视为从属阶级反对统治阶级领导权的场所，它不是直接的社会主义文化，但社会主义却有可能通过大众文化确立起来。

 

四、结语

 

综上所述，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批判思想，一方面突破了文化是一种业已形成的整体这种普遍看法，将文化视为一种基于生产方式基础的特殊的生活方式，认为它是互动的、鲜活的、成长的并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他们特别强调了人民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在文化中的创造作用，在文化批判的主导意识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10〕；另一方面，他们关注文化、研究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实质上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而进行的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化研究者重塑社会政治主体的强烈意识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推进大众文化发展，唤醒大众文化意识，对于凝聚工人阶级的社会力量，实现社会主义，是一种根本性的举措”〔11〕25，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在一种文化政治学的努力中获得了时代的新意。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缘起于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机械决定论的批判。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全部历史分析中始终秉持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的辩证互动。只是他们在阐述其思想时，将其表述为一种虚构的“模型”：作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矗立其上并对其产生反作用的由各种思想、制度等组成的“上层建筑”。事实上，这种“基础”和“上层建筑”从未存在过，它只是帮助我们理解实际存在的事物的一种隐喻。但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这是一个危险的模型，因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使用它时，并不把它看成是对社会中不断变化的人的实践活动的反映，而是将它当成一个独立于有意识的人类主体之外、半自动地发挥作用的机械模型。这种解读不但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内涵，也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结合英国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状况，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过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和文化领导权等一系列思维范式将马克思主义发展为一种文化批判理论。这一路径成功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总体性，并在这一过程中凸显了马克思思想的主体维度。其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对我们准确理解甚至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路径的形成也是英国文化研究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文化研究的结果。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这三位左派思想家以文化研究的实证形式改变了英国传统的文化研究范式，展现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风貌。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成立宣布“将文化纳入理性的研究地图”，继续将文化研究推向深入。其代表人物因为独特的研究方向、众多的学术成果和重大的思想影响等被称为“伯明翰学派”或“英国学派”，因为他们的重要贡献，文化研究甚至从英国辐射到北美、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形成世界性的研习风潮并成为当代学术的一门显学。

 

当然，这一路径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比如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对经验的过分关注和依赖严重影响了其文化批判理论的深度，从而使它看起来更像一种社会学的分析，没能上升到哲学方法论的高度。更重要的是，因其产生于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极端厌恶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在强调社会现实和社会进程的总体性过程中，最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将社会中的各种因素与物质性等量齐观，忽视了某些因素，特别是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和优先性，缺乏对文化背后经济动因的分析，同样也降低了其理论的深度和厚度。正如安德森所评论的那样：“由于创作于反叛的时代，在极端的精神下，对所选目标进行猛烈的抨击，这一总体拒斥的代价同时伴随着理论的过度自信———一种理论的必胜信念并无助于其倡导的激进替代。”〔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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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乔瑞金.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对文化概念的哲学分析[J].理论探索，2008（3）.

[11] 乔瑞金.英国新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2] Perry Andson. A Culture in Contraflow [J]. London: New Left Review，1990（5）.

 

 

责任编辑:苏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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