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03月12日
作者：陈先哲
新常态下我国高等教育面临双重转型
推动高等教育在发展方式与治理方式上的双重转型，是新常态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最为关键的两大任务。“人口红利”的消退，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期即将终结，而推动高等教育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型是应对这种新常态的根本办法之一。新常态下高等教育治理方式的转型，则是要改变以往一元、单项的管理方式，走向多元共治的现代治理方式。
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做出了系统分析，提出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求高等教育发展也要及时适应新的变化。事实上，不仅外部环境要求高等教育发展适应新常态，我国高等教育的内在发展亦已呈现出新常态特征：一方面，高等教育的规模增幅、发展速度都在变缓，推动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型已势在必行；另一方面，传统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已经难以为高等教育的纵深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对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方式的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当前，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已经全面铺开，任务千头万绪，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抓住关键任务，重点突破。笔者认为，推动高等教育在发展方式与治理方式上的双重转型，应当是新常态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最为关键的两大任务。
高等教育发展方式：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型
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主要采取外延式发展方式，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了从精英化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跨越。然而，这种注重规模和速度的发展方式并不是一种常态发展，且近年来已经表现出式微之势，如不及时作出调整，将会直接影响到我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
对这种发展方式最为直接的影响来自于我国“人口红利”的消退。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我国高考报名人数在2008年达到峰值后，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高考报名人数回落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高考适龄人口的逐步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全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我国出生人口的峰值出现在1990年，超过2500万人，之后全国新生婴儿数目一直呈下降趋势，到2000年前后每年出生人口基本约1200万人。也即意味着未来几年18岁的高考适龄人口还将逐步减少，在2018年至2020年左右进入最低谷。二是近年国内学生选择出国留学的人数剧增。近年来，与高考人数下降相对的是出国留学人数的飞速增长，其中尤以出国读本科和高中的增长速度最为惊人，留学低龄化的趋势十分明显，这直接造成了高考报名人数的持续下降。
“人口红利”的消退，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期即将终结，高等教育规模增幅减小、速度减缓将成为新常态，考生选择“用脚投票”也已成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各高校将面临日趋激烈的生源竞争，这种竞争不仅来自国内，也来自国外，一味地依靠规模扩张已不再具有竞争力。因此，应对新常态的最根本办法就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型——从以往的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型。2012年3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今后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将保持相对稳定，坚持“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这意味着自1999年开始的以高校扩招为主要特征的外延式发展方式已告一段落。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要“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这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已逐步进入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任务的内涵式发展的转型阶段。高等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应当统一认识，深化理解，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夯实高等教育质量，探索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各种具体方略；要更加重视教育发展规律，在高等教育领地精耕细作，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赋予每个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慢工出细活”的环境和机会，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扎实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高等教育治理方式：从单向管理向多元治理转型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综合国力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一直采取追赶型战略，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教育、文化领域。在追赶型战略的各个阶段，始终有政府强而有力的“看得见的手”作为坚强后盾。但是，对于高等教育发展而言，政府之手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在政府的强力介入和大力支持下，我国高等教育渐渐走出一条与西方高等教育不同的发展道路，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复制了“经济奇迹”，在各种数据和指标的增长上表现得令人惊叹。但另一方面，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过于具体的控制，既弱化了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也矮化了大学的精神品格。因为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一种一元单向的管理方式和手段。在这种治理方式下，我国高等教育虽然获得了快速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资源投入，但大学行政化之病根始终难除，关于杰出人才培养的“钱学森之问”始终有待破题，而这也正是妨碍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所在。
因此，这种高等教育治理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特殊时期采用的过渡性治理方式，与追赶型战略相得益彰。但是，经过这些年的追赶和高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在规模上已居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如果说在追赶发展阶段，加强政府对高等教育的介入乃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么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已有足够的自信更为从容地进行高等教育建设。此外，从外部条件来看，我国高等教育与外部的联系也在不断增强，高等教育系统变得更加纷繁复杂，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日益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中心”。在这种情况下，还依赖那种简单的单向管理方式来管理高等教育，恐怕难以为继，因为没有任何政府能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每个细节都周密掌控。因此，无论是我国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要求，还是高等教育外部环境所面对的变化，都对高等教育治理方式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转变教育治理方式的宣言掷地有声：“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中央以纲领性文件的形式表明了推进教育改革的决心和方向，也体现了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的全面深化改革思路。具体到高等教育领域，就是要通过政府简政放权，扩大和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新常态下高等教育治理方式的转型，正是要改变以往一元、单向的管理方式，走向多元共治的现代治理方式。就当前的情形而言，当务之急是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程序安排，让高等教育的各个利益相关者有机会参与到治理的进程中来。新常态下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建构和治理方式转型，既需要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发挥基层活力，并产生良性互动，通过多元共治的制度体系设计来提升治理能力，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实质性改革提供坚实的保障。
如今，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到新常态，如何适应新常态，并推动高等教育在发展方式与治理方式上的双重转型，是考验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伟大实践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本文系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现代国家建构视域下的中国大学治理研究”(14YJCZH065)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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