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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醒民:从自然辩证法向科学技术哲学的范式转换

发布时间:2013-12-19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醒民
 
在改革开放前将近30年间,自然辩证法研究表现出几个突出特点。其一,以对马列经典著作的学习、讨论、解释和撰写学习心得、感想为主要活动内容,并以自然辩证法指导科学家和科学为其宗旨。其二,在公开发表的自然辩证法文章中,对“唯心主义”科学和“资产阶级”科学家的批判文章占据显著比例。其三,研究方法大都是从马列主义的原则或语录出发,或以其作为立论根据,而很少钻研前人、时人的文献资料或调查现实情况,并由此得出恰当的结论。其四,自然辩证法共同体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除了与苏联同行一度交往较多外,与国际学术界几乎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学术交流,信息十分闭塞,对西方现代科学哲学(逻辑经验论)以及其后的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西方科学哲学家,基本不了解,至多是一知半解,更遑论对后现代科学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了解。
 
1978年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年份,自然辩证法由此获得新生。在整个80年代,自然辩证法——恰当地讲,是科学技术哲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一举打破了多年的“闭关自守”局面:陆续翻译、出版了很多西方著名科学技术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代表作,特别是《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的问世影响深远;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相当频繁;研究和评论西方学术思想的论文不时见诸报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西方科学哲学思潮的传入和引进、研究资料的不断积累、新一代中青年学者的崛起,研究者在消化和吸收外来成果的同时,也陆续形成自己的研究成果。概括起来,学术研究主要取得五个方面的进展: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突变理论、混沌、生态学等综合学科的哲学研究;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或哲人科学家的思想研究;科学史的哲学分析和科学思想史研究;传统的哲学问题,如时空、物质、实在、感觉、知觉、记忆等,也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新的探索,展示了别具一格的视野和视角。
 
摆脱了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束缚,经典著作的言论开始被视为与时俱进的研究和诠释文本。研究者对于所研究的对象,一般也都能从事实和资料出发,而不是从先验的原则或先定的权威结论出发,潜心研究,平和探讨,从而做出比较中肯的臧否和评价。由此,中国的自然辩证法在20世纪80年代就基本上完成了研究范式的转换。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199010月正式发文,把“自然辩证法”学科名称改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而此前的1987年,学科目录中已经如此调整,1997年则径直称为“科学技术哲学”,对范式转换从形式上予以肯定。
 
这种范式转换具有如下特点:从意识形态转向专业学科,从政治批判工具转向学术研究,从经典原则出发转向实证理性立论,从封闭一家独尊转向开放平等对话。范式转换后自然辩证法已经“羽化”为科学技术哲学等相关交叉学科,研究者回归到各个学科和学术领域中,自然辩证法事实上已经“空心化”。这些学科发展至今,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别开生面,在学术创新性上位居中国学术界前列,并形成一个眼界开阔、思想活跃、进路独到、方法多元、根基稳固、实力雄厚、后劲十足的科学技术哲学共同体。
 
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及其相关学科虽然“脱胎”于自然辩证法(主要是在名称和人员方面,而不是在研究纲领、范式和思想资源上),但它并不是沙漠上的空中楼阁。除了从西方科学哲学汲取营养外,20世纪80年代自然辩证法的范式转换以及其后科学技术哲学等相关学科的日渐繁荣,偶合或对接的是科学哲学的传统和进路,接续的是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的研究方法和风格。实际上,从自然辩证法到科学技术哲学的范式转换,是对旧有的自然辩证法纲领和模式的超越,尽管至今沿用的依然是“自然辩证法”的名号或外壳——它的学会组织叫“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它的学术刊物名称是《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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