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哲学》2014年第5期
薛 稷
【摘要】面对当代文化危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结合英国的本土哲学和文化研究传统，对西方现代社会文化危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运用“从下到上”的分析方法和改造文化主体的致思理路，形成了一条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的、独具特色的分析路线。
【关键词】文化;现代文化;文化危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56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4)05－0021－05
作者简介：薛稷，哲学博士，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讲师。
二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取得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之中，其中尤以文化危机为甚。发生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文化危机更具有典型性，主要表现为传统精英文化或现代主义文化的衰弱、无产阶级文化的兴起以及误读和商品文化的侵蚀。面对日益严重的文化危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没有选择回避，也没有照搬法兰克福学派的思路，而是积极直面英国现状，运用新的思维方式去深入分析文化危机形成的原因及其特征，以期寻求一条更加合理的解决途径。
一、聚焦文化危机产生的逻辑起点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文化与人的感觉结构密切相关，它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中，是人类交流与认知社会的整体经验，并且随着社会状况的发展而变化。“一种感觉的结构，它足够来交流，不仅仅是可以被承认的与明显的，而是人类整个的、统一的生活。”①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逐渐渗透进感觉结构之中，并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割裂、抽象与庸俗化，人们的感觉结构的片面化与异化导致文化失去了全面丰富的内涵与发展的自律性，形成文化危机的根本原因，即文化危机的本质就是感觉结构的异化，亦即感觉结构的异化是文化异化的逻辑基础，从而产生了文化危机。
(一)感觉结构异化导致文化意识形态化
随着资本主义的进步和传媒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感觉结构越来越受到资本与科学技术的制约与限制，感觉结构逐渐丧失了自身的丰富内容，成为资本逻辑的附庸和意识形态的工具。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作为一种原初意义上反抗资本主义的现代主义文化，也失去了其积极意义，“现代主义很快丧失了它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姿态，达到了与新的国际资本主义轻松自在的结合”②。在资本逻辑的侵蚀下，现代主义丧失了“批判资本主义的能力”，因此他喊出了“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的口号。
感觉结构的异化还造成在文化接受方面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资本主义主导文化借助于先进的传媒手段，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内容，从而压制被统治阶级的文化形式。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将这种状况称为“主导－霸权的立场”，在这种立场下，文化受众的信息解码受到居于支配地位的符码控制，从而被迫接受了主导意识形态的内容，这就消解了下层民众的反抗意识，并造成自身文化认同的危机。
现代文化概念的膨胀与问题化，导致了文化形式与社会现实的严重脱节，从而造成感觉结构的片面化与抽象化，加重了文化意识形态化的程度。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较为集中地分析了这种现象，他认为，“我们看到，当代文化的概念已剧烈膨胀到了如此地步……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已经变得过于自负和厚颜无耻”。①文化已经失去了自身发展的底线，丧失了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文化已经从部分解决问题的方法转变成了实际问题的一部分”②。因此这种文化危机背后就是资本逻辑对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的操纵与控制，即资本的逻辑逐渐控制了文化的逻辑，使得文化丧失了自身发展的自律性，从而异化为赚钱的工具。
(二)感觉结构异化导致文化的堕落化无产阶级文化是一种进步和先进的文化形式，它原来是工人阶级丰富的感觉结构的反映与创造，具有积极的向上的意义，可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活水平的逐渐改善，工人阶级的“感觉结构”或生活体验产生了异化，出现了享乐化、低俗化和娱乐化的倾向，在大众流行文化的影响下，无产阶级文化便逐渐堕落化。理查德·霍加特(ＲichardHoggart)认为，“大众娱乐最后就是D．H．劳伦斯所形容的‘反生活’，充满了腐败堕落，不正当的诱惑和道德沦丧”③，并且从这种流行的文化形式中可以“嗅出精神的干涸”④，因此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文化与娱乐文化以赚钱为目的，为民众制造了种种幻象，麻痹民众对自身真实环境的感受，从而使民众丧失了严肃的思考，由此堕落下去，造成民众自身的文化认知危机。
爱德华·汤普森(EdwardThompson)深入分析了工人阶级文化堕落化的原因。他指出，这种现象的出现基于三种原因：第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主流文化对无产阶级文化的压制、扭曲和污蔑，即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发展的过程;第二，从僵化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中揭示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意识，将工人阶级的意识视为经济条件的产物的做法，忽略了工人阶级意识产生的具体条件及其能动性;第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思想，对工人阶级意识采取“结构－功能”模式解释的做法，将工人阶级视为社会结构的一种构成物，将工人阶级的意识当作“不合理的混乱症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工人阶级文化和意识的重要作用。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工人阶级的文化逐渐偏离了本身的革命性维度，在文化工业进程中日趋堕落，从而陷入资本主义的逻辑陷阱。
科学理性的发展与资本逻辑的结合导致了人们实践方式的转变，并引发了感觉结构的片面化与空虚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借机侵入了人们的生活体验与感觉结构之中，感觉结构的异化则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现代主义的没落、工人阶级文化的堕落以及文化商品化的滥觞，都是由于资本逻辑对人类感觉结构的侵犯而造成的人类精神与感性体验的危机，也就是说，感觉结构异化是文化异化与危机的根源。
二、创新文化危机理性分析的方法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既然现代文化危机的实质是感觉结构的异化，这种异化可以归结为文化主体的感知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与文化主体之间体验的不和谐。因此，要找出文化危机的真正根源与解决之道，必须深入分析现代生产方式下文化主体的具体体验及其矛盾，这就涉及到感觉结构与文化的存在方式及其主体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威廉斯、汤普森和伊格尔顿等人突出了文化的唯物主义属性和实践特征，将文化与感觉结构规定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将文化主体定位于生活实践中的人民大众，从现实社会中文化主体的体验出发，来分析批判现代文化危机。
(一)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精英主义将文化视为一种孤立的思想形式或理念，而主张将文化与感觉结构放置于现实的生活过程之中。威廉斯指出：“从本质上说，文化也是一整个生活方式。”⑤针对威廉斯将文化定义为“整体生活方式”，汤普森认为这一文化概念澄清了文化问题并指出解决文化问题的方向，但他更倾向于将文化定义为“整体的斗争方式”：“如果我们将威廉斯定义中的‘生活方式’换为‘发展方式’，那么，我们就从一个容易产生消极冷淡联想的定义转换到了一个能够提出活动性和主体问题的定义。如果我们再把词动一动，把隐含在‘发展’中的‘进步’联想删掉，那么，我们就得到‘整体冲突方式各要素间的关系研究’。冲突的方式也就是斗争的方式。”①实际上，这种斗争方式按照威廉斯的看法仍然是生活方式的一种特殊形态。
霍加特也反对精英主义对于文化的抽象性理解，主张从现实生活实践中去理解文化，去考察工人阶级的文化意识的特征：“理解工人阶级艺术的第一个起点就是，对人类状况的缜密细节产生无以复加的兴趣。”②他从工人阶级具体的生活方式出发，考察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居住环境、工作收入、教育学习以及讲话的口音与方式等方面的特点，从而对工人阶级的文化方式做出详尽描述，并指出正是这种受剥削、受压迫的政治地位与低劣的生活方式培养了工人阶级独特的生活经验、情感结构和阶级意识。
文化是人类生活实践和交往关系的总和，它构成了人类的普遍经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这样对文化和文化主体进行重新定义，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精英主义传统对大众文化的偏见。作为人们整体生活方式的总和，文化应该既包括人类的观念活动，也包括经济活动，先验地内涵物质性的要素———“物质因素是文化的应有之义”。③以威廉斯为代表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精英主义将文化抽象化和精神化的同时，高扬文化的物质性，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同时将文化的本真归根于人类的总体生活方式，指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都是人类主体感觉经验和意识结构的产物，文化是历史与具体的统一。因此，在他们看来，当代的现代主义文化或精英文化的危机，不是理性内部发展的危机，而是现代主义文化与人类经验结构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就发生于现实的生活方式之中。
(二)文化的主体是社会大众
既然感觉结构与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具有物质性与实践性特征，那么，文化的主体就是现实生活的实践主体———社会大众。威廉斯认为文化是一种民有、民享、共同参与的存在，而不仅仅是精英分子单独对思想的垄断。汤普森也认为，人民群众才应该是真实的文化主体和历史主体，他们不仅仅是物质生产的承担者，同样也是技术发明、政治抗议、观念生产等其他实践活动的承担者。对于文化的主体性，伊格尔顿在借鉴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从人的“身体”来重建文化主体，“身体”既指具体感性的生物性的存在，也指劳动和社会关系的存在。其中，身体/感性对于人的生存和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正是通过实践活动来实现自己的感性活动主体的角色。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本质被异化，人的丰富的感性活动被抽象为形式化的劳动，工人的活动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从而造成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生命、人与人的类本质和人与人之间的异化，这种异化的基础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伊格尔顿认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人的感觉才能回到它们自身，才能实现人的丰富性。
当代的文化危机根本上就是由于现实生活中社会大众的生活体验和具体实践方式受到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和颠覆，难以形成一种统一的和坚定的阶级文化意识与社会大众本身的文化主体性，而陷入了感觉结构的主体危机之中。有鉴于此，汤普森指出，“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④受“文化唯物主义”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影响，伊格尔顿将“文化”与“生产”联系在一起，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生产”的概念，并倡议在文化生产的基础上实现生产主体即社会大众的解放，因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参与并帮助指导大众的文化解放”。⑤
可以看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文化危机现象的时候，采取了一种新型的分析方法，他们将文化危机更多的视为一种人的体验危机和主体性危机，在人具体的生活实践和主体经验中去定义文化的内涵并分析文化危机的产生过程。也就是说，他们是从社会基本的实践层面、感性经验方面和人民大众层面去探究文化危机的形式和表现。这是一种“从下到上”分析方法，这种崭新的方法阐释了文化的物质性和实践性特征，证明了文化主体的大众性，能够避免“从上到下”分析方法的抽象性和形而上学性，从而保证文化危机分析的实践性特征。
三、探寻消解文化危机困境的现实出路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现代文化危机，将文化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现实生活实践中感觉结构的异化。那么，如何消除感觉结构异化从而从根本上消除文化危机呢?在他们看来，要消除感觉结构异化与文化危机，一方面要建构宽容的和谐文化形式，发挥人们感觉结构的全面性和丰富性;另一方面要塑造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或主体身份，从而实现自身的自由和解放。
(一)建构宽容的和谐文化
针对现代主义文化危机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威廉斯提倡一种“共同文化”，以期解决当前的文化危机，从文化上实现人类的自由。“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文化，这不是为了一种抽象的东西，而是因为没有共同的文化，我们将不能生存下去。”①他认为这种共同文化将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结果，“通过小规模的革命过程，创造一个具有共同价值和共同文化观念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平等的成员关系代替了阶级的等级，充分参与的社会主义民主及其机构为文化共享创造了条件，也为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可能”②。
面对现代社会工人阶级的文化危机，霍加特也提出了一种理想化的工人阶级文化，在这种文化形式下，道德、民主、自由能够完全实现。在这种文化模式下，社会成员可以对自己的文化进行自由的选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真正的平等与和谐。
(二)塑造新的文化主体
在当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势影响之下，社会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文化意识处于边缘地位与式微状态，他们的感觉结构失去了自己的主体向度，受制于资本逻辑的规律。因此，要想恢复感觉结构的丰富内涵与基础本质，必须塑造社会大众的文化主体性。
在汤普森看来，工人阶级的文化是一种“新兴文化”，即“新的意义和价值、新的实践、新的含义和经验不断地创造出来。但是，(主流文化)合并它们的企图早就存在，因为它们是实际的当代实践的组成部分”③。同时，汤普森又不无忧虑地指出，工人阶级文化作为新兴文化，始终摆脱不了被精英主义文化观长期漠视、敌对、压制和歪曲的命运，这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无产阶级文化的衰弱。面对无产阶级文化的低俗化和阶级意识的虚无化困境，汤普森试图在工人阶级中培育一种革命的政治意识和抵抗的文化。“我们能够确定新的工人阶级意识并赋予其目标。此外，我要说的是，努力确定这种意识是社会主义者不变的工作。”④由此可见，面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汤普森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革命和人类解放的理想，而是试图通过重新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历史责任去进行共产主义运动，达到解放全人类的终极目标。“今天这个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工业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存在着为建立民主而带来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和我们在工业革命中的经历相比何其相似———那些在英国失败了的事业，说不定会在亚洲或非洲取得胜利。”⑤
在关于如何寻找“文化身份”的问题上，霍尔主张从具体的社会历史经历中去定义文化身份，而不是借助于外在的理论和抽象的规定。他指出：“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⑥面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广大民众的渗透，霍尔提倡一种对抗式的解码立场，反对统治阶级支配的意义构架，“一种综合动力跨越一整套文化形式批判地占用主导文化的主符码的各种因素，将其‘混合’起来，肢解给定的符号，重新阐述其意义”。⑦在这种抗争的模式中，广大群众力图推翻编码者注入的主导意识形态，启发被统治者的阶级意识，形成自身的文化身份。
文化商品化或商业资本的逻辑侵入并控制文化生产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在这种商业资本的逻辑之下，“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被转化为商品，同时被意识形态所扭曲”⑧。针对这种状况，伊格尔顿指出，必须转变我们固定的思维模式，提倡一种“激进的文化批评”，去揭露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欺骗性与虚伪性。而要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就是要在现实中通过社会主义实践塑造“社会主义新主体”。因为“人类的存在之旅无论如何应该是‘主体’完满实现其自然属性的过程”①，人类主体地位的实现既不能像理性主义所主张的那样，仅仅进行思想领域的革命，也不能像后现代主义一样，用身体去取代主体性，而是要依靠人自觉改造世界的“主体性”的劳动实践。“文化的作用在于，从政治宗派的自我中提炼共同人性，从感性认识中提炼精神，从暂时中提炼永恒，从分歧中提炼统一。”②
四、结语
面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本主义文化危机源于以主客二元为基本思维模式发展的不平衡，科学技术理性的滥觞和人文精神的式微是造成现代文化危机的根源。这种理论将文化危机视为理性发展的后果，而没有从主体的角度，从社会大众鲜活的生活实践角度来分析文化危机，从而与人类现实的生活过程以及产生于其中的人类情感相脱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理论缺陷。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在继承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传统的基础上，认为现代文化危机源于人类主体的存在经验与生产方式之间的不和谐，即人类主体情感结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体现为资本逻辑对人类感觉结构的侵蚀与控制所导致的人类感觉结构的异化，从而产生了文化危机。威廉斯、汤普森、霍加特、霍尔和伊格尔顿分别从精英文化的衰弱、大众文化或无产阶级文化的兴起及其堕落、文化商业化、文化解码的“主导－霸权的立场”以及文化膨胀化的趋势等方面充分揭示了这些文化危机现象，揭露了文化危机的源泉———感觉结构的异化。突出了文化危机的主体性向度，强调了人类的情感结构和生活实践与文化危机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重视理性思维，忽略人类主体情感结构的文化危机理论，升华了人们对文化危机本质的认识。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将解决文化危机的焦点置于文化主体之上，尝试通过改造或完善文化主体的方式走出文化危机的困境。威廉斯的“共同文化”主张，“文化既是实践也是经验，文化传播本质上是塑造文化共同体的过程”③;霍加特的“理想的工人阶级文化”，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平等的文化主体及其和谐关系;汤普森的新兴文化理论，也是为了完善文化主体性，而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实现‘人类的本性’方面已经明显地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因此，必须通过革命来超越这种局限，这只能是社会主义的逻辑”④;霍尔主张反抗文化的目的在于反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树立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伊格尔顿指出，激进的文化批判必须超越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主体”，坚持唯物史观的“主体”范畴，即实践性的、以人为目的的社会主义的新主体性。
可以看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将解决文化危机的现实力量投射于社会大众尤其是无产阶级身上，通过在现实生活实践中唤醒、启发、塑造无产阶级的主体性来对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犯，这就为真正解决文化危机问题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力量和精神武器，这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有关人民群众路线的思想，同时又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解放的理想预设。无论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设想的“回到自然”，或是马尔库塞构思的“科学、技术、艺术和价值相结合的新理性”，还是哈贝马斯提倡的“交往理性”，都是在理性思维的框架中进行批判和架构，忽视了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因而没有找到更先进的文化主体或现实的物质力量去解决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可以说，通过活生生的生活实践去唤醒或树立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与主体意识，去反抗资本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压制，以此争取文化的解放与人的自由发展，构成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解决文化危机的根本理念，是一条走出文化危机困境的正确道路。
(责任编辑 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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