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06月19日16版

吴晓明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也是当今时代赋予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光荣使命。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和使命，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摆脱长期以来对于西方学术的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这一摆脱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的过程，一方面意味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使自己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另一方面意味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深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之中，努力总结中国经验、解答中国问题、发展中国道路。

长期保持学徒状态会消解中国学术的主体性

由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强势地位，中国近代以后的学术总体上进入到一种对西方学术的学徒状态中。中国学术进入这样一种学徒状态，当然有其积极的一面，它使中国学术能够较快汲取西方现代学术发展的有益成果。事实上，正是伴随这样的学徒状态，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展开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对外学习过程，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不仅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任何一个国家的学术要走向成熟并产生伟大成果，都必须逐渐摆脱对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我们要构建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无疑是成熟的、自立的学术，因而必须以摆脱学徒状态为前提；而且，只有具备这一前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才可能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形成自我主张，才可能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中国学术曾经历的学徒状态的价值和意义，也只有根据中国学术最终在多大程度上形成自我主张、体现主体性和原创性这一点，才能得到恰当的评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求我们通过努力使中国学术能够在特定的转折点上走向成熟，而这种成熟首先就是以摆脱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为基本标志的。

当我们强调今天中国学术的发展要以摆脱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为基本取向时，是否意味着一种学术上的孤立主义或关门主义呢？抑或还意味着一种自夸自大呢？完全不是这样。事实上，它意味着中国学术的发展必须充分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并且通过这种锻炼开始由单纯的学习者、模仿者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主体。黑格尔在讲到希腊文明的伟大成就时曾说：当时的希腊人既有自己的固有传统，又面临着来自东方的各种优势文化；正是经历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希腊人才获得了他们现实的和正当的活力，并开创出他们胜利和繁荣的时代。从文化史上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希腊人正遭遇强大而优越的东方文化，希腊人一度似乎要被这些外来文化压垮了，他们的宗教几乎就是各种东方宗教的一场混战。但是，希腊文化最终并没有成为“机械混合的文化”或“装饰性的文化”，那是因为希腊人牢记着德尔斐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他们开始弄清楚自己的真实需要，没有长久地做东方的追随者。

中国具有善于进行“文化结合”的优良传统

从世界文化史、学术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文化或学术要经历“文化结合”，总是要以逐渐摆脱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为基本取向的。如果没有这个取向，那就根本谈不上真正的“文化结合”，有的只是单纯依赖或一味模仿，即通常所谓的附庸状况。当我们说一个民族的文化或学术正在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时，总是同时意味着它能够在特定的转折点上使外来的东西被融合在自主的立场中，否则就只能意味着它自身的消逝瓦解，意味着它根本无力承受“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

中国学术的复兴有赖于它成功地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而中华民族的历史表明我们有足够的能力经受这种锻炼的巨大考验。中国化的佛教就是这样一个辉煌的范例。在这个“文化结合”的范例中，一方面需要广泛地对外学习，即引进、翻译、传播和愈益深入的研究（以玄奘为代表）；另一方面则需要使之大规模地中国化，即根据自身的真实需要使之适应中华民族精神（以慧能为代表）。这一进程的成就是如此之高，正如梁启超所盛赞的那样，它在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学习能力的同时，体现出中华民族立足于自身之上的原创能力。

作为我们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能不以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为基础。因此，这一构建任务一方面是容受性的，即广泛地对外学习；另一方面又必须及时地为自主的原创作准备，即逐渐摆脱学徒状态。其中的关键在于：要使学来的东西经过思考和批判成为自己的东西，就像外部的食物必须被消化和吸收后才能增益我们的肌体一样。就此而言，“学”和“思”是相当不同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就像接受外部的食物，而“思”则如同进行消化和吸收。如果说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我们在对外学习方面的成绩颇为可观，那么，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在继续“学”的同时，突出地强调“思”的意义和重要性。真正的“思”是以批判性为主要特征的，而批判性又必然以自主意识为前提。只有当批判的思想在学术活动中普遍起作用时，中国学术才将表明自身不仅是“有学问的”，而且是“有头脑的”。进而言之，只有当中国学术在其特定的转折点上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它才会通过摆脱先前的学徒状态而赋予这一学徒状态以积极的意义：中国学术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并不是无价值的，由此而收获的一切都将成为一种使自身壮大起来的酝酿和积累。

形成自我主张必须深入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去

虽说中国学术的学徒状态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它也意味着中国学术的不成熟。这种不成熟表现为学术上的外部依赖和单纯模仿，因而习惯于采取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仅仅知道一般的抽象原则，并且总是把抽象原则强加到自己身上。举例来说，在中国革命时期，教条主义者把来自俄国的“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当作一般原则，然后又把这一原则强加给中国革命的实践，其结果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惨痛失败。在这里，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错了还是俄国的经验错了？都不是。错在一些人的教条主义。

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也面临这样的问题：由于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由于在学徒状态中习惯于因循和依傍，当今中国的学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教条主要来自西方学术。对于当今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来说，要摆脱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必须从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这就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深入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去，主导的思维方式应以揭示中国社会现实为基本取向。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可以有多重规定，但其中最为根本的规定必然是：深入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去，总结中国经验、解答中国问题、发展中国道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能仅仅从西方学术中摭拾一些抽象的原则并以此来裁夺中国的问题、经验和道路。虽然局限于此的学术研究看似有很高深的原理和推论，但它却从未同中国特定的社会现实照过面，从未同中国社会现实的真正内容打过交道。

既然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把握中国的社会现实为枢轴，那么，在其构建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第一，把握社会现实是一个极高的理论和学术要求，因为“现实”并不像“事实”那样仅仅是单纯的“实存”（即可以通过知觉直接给予我们的东西），把握社会现实意味着把握“实存”中的本质、把握一种必然性。第二，把握中国的社会现实必然包含把握当今中国与整个世界之间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但把握这种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联系与抽象的“世界眼光”并不相同，抽象的“世界眼光”会抹杀特定的社会现实。第三，当社会现实成为学术的主题，当这样的主题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拱心石时，马克思主义对学术研究的指导意义就会充分凸显出来。因为没有哪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以如此明确、彻底的方式，一方面将社会——历史的现实提升为理论的主旨，另一方面又通过其全部理论活动为把握社会现实的学术研究开辟道路、提供方法论。

总而言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这项任务意味着中国学术需要摆脱学徒状态并形成自我主张，而中国学术形成自我主张又是以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为阶梯、以把握中国的社会现实为依归的。这一学术上的重要转折正在我们眼前出现，正在中国学术的各个领域活跃地表现出来；这一意义深远的转折并不是人们可以主观期许的，而是由特定的时代状况所决定的，由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历史实践所决定的。正是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中国学术终于迎来这个决定性的转折。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这决定了中国学术必须也必然要形成自我主张。当前，中华民族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正在开辟出一个时代，“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也正是这个伟大时代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使命赋予当代中国学术界。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完成这一使命既是任务、也是考验。当我们能够真正承担起这项重大任务并经受这一艰巨考验时，中国学术才能扎根于中国大地，迎来它的枝叶欣荣和繁花盛开。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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